君子。做些补充说明。

“君子”连起来使用，在春秋时期多指有作为的国君，孟子及后表国家具有重大影响的人。

解读汉朝及前的文章时，“君子”需要分开解读。

只有“君”为“君”后，“子”方能“子”。

这种理解如同魏征，是因为唐朝制度及李世民，魏征才能成为魏征。

韩愈的《马说》，说的也是这样的原理。

人才，任何时候都不缺，缺的是用人的人和制度。韩愈描述的是氏族垄断后人才的浪费，拿马做了形象的比喻。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社会的现象产生？怎么改？制定怎样的规则？韩愈并没有说出来。

甚至包括“千里马”自己的问题，社会中不光有“千里马”，还有“万里驴”、“力田牛”。牛和驴就同样重要。

奸臣一开始也不是奸臣，是谁让他们成为了奸臣？

这些问题，韩愈思考的不彻底。

这样的观点角度依旧单一。

《汉书》文帝的记录中，可以清晰看到古代皇帝的真实状态。文帝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经常对自己的过失进行忏悔。

甚至老天爷有点不高兴，他都要虔诚的忏悔自己的过失。

文帝在位期间为汉朝的发展、对华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便这样，在他死的时候，诏书中依旧会说自己：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

这句话的意思是：祖宗把江山传给了我，尽管我不停的努力，也没有改变了我的不足和无知。我的才能和所在的位置依旧不相配，即便有各位能臣贤士的辅佐，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依旧不能让他们发挥出真正的水平。并且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我还犯了不少过失。

这句话今天的断句是：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所以这句话的内涵，我们无法解读出来。

《汉书》的水平非常的高，并且开创了有巨大意义的合“礼”于“史”的先河。

而我们今天的文字意思和古代比，变化太大。为何我在最后没有解读出“帮助老百姓呢？”

如果我们认真读《汉书》中这篇诏文，不难会发现文章的本意，并不是帮助老百姓的意思。这里的关键是“佐”字。

我们有个词叫作“辅佐”。辅是快速矫正、帮助、约束等意思，所以“佐”字不是什么好的意思。“佐”字的本意是：“才能用错了地方、想歪了、主意错了等。”也有方向偏差、用人不当的意思。

如果带着这样的理解，我们再读文帝的这篇诏书时，真的很让人感动，确实是一位好皇帝！

但是依赖于一个人的才能和品德决定未来，向来是无法持久传承的。

从《汉书》中的整体的思想来看，作者对社会管理方式依旧停留在对皇帝一人的希望之上。

他撰写到好皇帝时，我读的心潮澎湃、热血翻滚。尤其是读到这些好皇帝要离开人世的时候，简直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

班固兄的这种文字情绪带动能力，真的是高明。

可是，我们冷静下来想，班固所推崇的社会制度和理想，真的能为未来社会矛盾的解决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吗？

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古代大量的文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那就是——让皇帝做个好皇帝。他们认为社会体系的优越性，在于皇帝的水平。

如同天下的苍生，放在一个人身上。

而孔子认为，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很好的规避个人认知的缺陷。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方式往往会让很多人才，失去发挥人才价值的空间和舞台。”

司马迁被后世推崇，最大价值在于司马迁真正意义上将底层写进了史书，至少他是带着这样的主观使命的。

也就是说太史公至少认为即便是底层的老百姓，也是有很大社会价值的。

然而我们阅读《三国志》形容“黄巾军”的词汇，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些读书人眼里根本没有底层老百姓。

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人，怎么不去思考“黄巾军”为何起义呢？

难道老百姓自己不想好好的生活吗？

他们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吗？

一个社会体系中，连普通老百姓“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基本要求都满足不了，难道还是老百姓的问题吗？

《水浒》的意义在于思考“梁山”为何会存在。

所以一个社会体系的稳定性根源才是关键。

说到根源在古代第一责任人就是天子、皇帝、国君、君子。

所以孔子对这样的社会状态给出了他的思考和解决办法。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第一个文字——重。

理解“重”字，必须知道“东”字。“重”是“东”字的衍生字。

“东”字，商朝时期到周朝都是由“木”字和“日”字组合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商周时期的“日”字，一旦和其他字做变形组合时，“日”字中间的圆点，就会变成横线。

这在“日”字象形文字书写中是非常明确的规律。

如果“日”字单独出现或者与其他文字组合成新的文字时，依旧保持其独立性，也就是左右、上下独立应用时，“日”字基本都延续了一个圆和点的书写。

“日”字一旦和别的字融合形成新的文字时，圆里面的点就会成为横线。

我们先做个思考，为何“日”字一旦和其他字交叉融合使用时，就变成了横线呢？

说明此“日”非彼“日”。

圆和点的“日”，强调的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代表着一种规律稳定反复的循环。

如果变成横线，尤其是这条横线可以把圆一分为二，表达的意思就发生了质的改变。

均衡的一分为二，代表着阴阳。

也就是如果要得到完整的结果，必须理解万物“二元性”原理。

所以，变成横线的“日”，代表着天地融合下的整体规律。这里圆的循环，明显带有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取决于横线的位置变化，比如横线的下移，代表着北方冬天的到来，横线上移代表着北方夏天的到来。

这样大家应该能马上想到一个地理名称——经纬线。

很多人肯定会有疑问：你这样说是不是有过度解读的嫌疑呢？

我拿两个证据，来证明我的论证。

一、《淮南子·地形训》中明确记载：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

《淮南子》这本书得名于淮南王分封的名称。《淮南子》的作者是刘安，当然对于刘安写的这套书，学术界也有争论。

原书的名称叫作《内书》与《外书》。

刘安的爷爷就是刘邦。

如果我们认为后世的天文地理是汉朝形成，那是极大的错误。

汉朝时期的最大贡献在于收集、整理，并整编和论证了先秦之前的文献和资料。

这种恢复先秦文化，甚至说的直接点是恢复周、孔时代的文化，这样的行为从汉朝一直到宋朝从未停止过。

原因在于不管是孔鲋，还是司马迁、班固、魏收、沈约、顾野王，唐宋各大名家、史家都认为“暴秦”对华夏老祖宗的文化破坏极大。

所以刘安在华夏文人的心中地位极高，就是他的存在让汉朝兴起了周、孔文化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文化潮流。

这里面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科学类著作，我们熟知的“甘”、“石”天文著作，包括我们今天熟知的《山海经》，也是刘向的儿子刘歆整理出来的。包括圆周率，被人直接尊称为“刘歆率”。

这些人都是华夏子孙的楷模。

除刘安以外，先秦诸子、三传中都有出现经纬之论。经纬是我们的文化之一，并不是到刘安才出现，刘安只是对古老文化做了翻译。

二、商朝的“东”字还有一种写法，就是今天经纬线的方式。

商朝时期的思想家绘制“经纬线”地球的时候，“经纬线”呈直线形。

商朝的表达方式，把地球变了形，画成了橄榄球的样子。而线条则是直线的，也就是说同一条经纬线东西南北随着方位变化是随椭圆变化而变化。

其实和我们今天的弧线画法完全是一种原理，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但是原理值得我们深思，宇宙运行的法则是“椭圆形”的弧线方式，地球也并非正圆。

这种方式，在中国象形文字中，被称作“形理”。

“形理”就是图形抽象变化中的法则原理，所以我简称“形理”。

汉以来学术界对象形文字的定义，在我看来既不严谨也不符合事实。我认为我们的文字历史阶段应该划分为：拟形文字阶段、表理性文字阶段、表意性文字阶段、表音化文字阶段。我们今天的汉字，已经完全音符化了。

我们笼统的命名为象形文字，问题是古人造字中，尤其商朝甲骨文根本不是“拟形”而是“形理并用”。

正是这种定义，导致我们今天的很多学者，不得不依靠象形的方式理解当时的表理文字，从而无法获得古人真正思想表达。

严格讲，所有的象形文字，都是表理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思想认知体系。

随便一个字，都蕴含了丰富而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或者生命经验的指导。

当西方世界还在讨论地球形状以及地球和太阳关系的时候，我们周朝时期已经把地球和太阳的关系搞的非常清楚。

其实，我们能搞清楚是因为我们在夏朝以前，就把氏族的职业做了明确分工。

其中一个职业专门用来研究天文地理。

如果，有人闲坚持几十年，依次从北到南，用木棍反复测量太阳影子变化，是非常容易获得其中规律的。

古人根据这种原理，制作出了日晷。

并根据这种原理明确了十二个时辰，也就是我们的地支。

“子”和老鼠挂钩，“丑”和牛挂钩，也是在汉朝时期把先秦以来的计时方式做了重新整合。

“天干”、“地支”以及我们的五行学原理，与“东”字来自于同一思想体系。

“纬”是地球自传的规律表达，“经”是地球公转的表达。所以，我们的计年方式用的是“干支”学。

这涉及到了地球运动规律的思考，从古文献考证来看，古人的认知远远比我们了解的要深入、先进。

正是这样的认知，古人总结出地球和太阳关系的循环关系，但是循环是变化的循环。这在古代形成这样的天文地理认知，相当了不起。

正因为这样的文明，我们还诞生了星象学。

古人发现宇宙的规律也是循环变化的，所以定的星宿是以“星链”的方式。相当于把一个星系当作一个星宿来解读，这样的观察，不是几年、几十年形成的，而是几千年的总结。

关于天文学春秋战国时期有成就的人包括：鲁国梓慎，晋国卜偃，郑国裨灶，宋国子韦，齐国甘德，楚国唐昧，赵国尹皋，魏国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其中巫咸、甘、石之说，被后代继承下来。

据《左传》记载，梓慎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成功的通过天文计算，预测了宋、郑两国的旱灾。星象与气候变化关系，我做过论证，可以确定存在内在规律关联。

卜偃是易学高手，博学多才，不仅具备丰富的天文知识，还是出色的政治家。正是他的辅助，晋文公重耳才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辅佐重耳成就晋国的高速发展。

裨灶记载有点玄学，能预测他人生死祸福，裨灶就是后世道家玄门的真正鼻祖。

子韦的老师是梓慎、裨灶，所以这哥们相当于今天的科学家加神学家，所以后世称他为阴阳家。

他正式将预言与政治结合，后世用老天爷“吓唬”皇帝的真正鼻祖就是他。

唐昧，这个人先秦文字记载很少，只是说这个人战死。

但是汉《志》中明确唐昧的天文贡献，应该是收录他的理论著作作出的评价，当然今天我们肯定是看不到了。

尹皋被汉朝评价为春秋四大星官之一，但是真正关于他的著作已经遗失。

齐国甘德的《甘经》，魏国石申夫的《石经》被后世合称为一本中国最早的星象学著作——《甘石星经》。

这部书不仅详细记载了行星的测量方式，还成功的定位了多颗恒星的位置。这是怎样的了不起和不可思议。

其精准度，令人实在无法想象。

一个没有天文工具的时代，仅仅凭借肉眼观测，就能做到如此成绩，这就是《易》的见微知著的智慧，这已经超越了我们今天的理解范畴。

按照我对宇宙理解的知识来看，古代地球空气的折返效应要比我们今天好很多。

这种折返效应就是大气球状体的天然凸透镜功能，这种原理形成了我们地球气温的恒定以及天体观测的便捷性。

这个理论体系，在《周髀》中清晰的记载。这套体系，在“七衡六间说”当中，是可以看出其内在逻辑的。

《周髀》这本书价值很大，比如书中明确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

这句话的意思是：宇宙中的所有天体，都是在虚空中通过相互牵引下形成的运动规律，而促使这些行星运动的规律则是由不可见的能量来推动的。

“气”这个字，被后世今天的我们严重的低估了。

不可见能量的气，并不仅仅是安能量，而是驱动安能量的本源。

西方暗物质、暗能量，依旧停留在现象之上，我们古人已经思考到能量的载体与推动力。

什么驱动了暗能量的产生与运动？什么缔造了暗物质的存在？这是我们古人思考的方向。我们的文化核心，只有一个命题，那就是抓住——本质。

我们今天看到的《周髀》是汉朝以来重新整理的，但是这部书是周朝的科学工具书。包含了我们今天的勾股定理的原理、圆周率的计算、行星测量与运行方式等。

就算这种理论成立于西汉，但这也是两千多年前的理论。

我们今天的科学不过也就是把“气”的称呼换成了暗物质。今天的人谁又能把暗物质说清楚呢？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个新的命名而“崇信”。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浑天仪注》

这段记载已经非常明确了一年的天数，而且详细到了小数点后三位。“半覆”的意思就是一半是被太阳所照耀，“半绕”的意思是循环到太阳无法照耀的地方。

后面用了“天转如车毂”，我们今天的星系运行的方式被充分证明了古人理论的精准程度。

《春秋考异邮》中记载了周天下的运行距离，数据的详细程度，让我一度怀疑古人是不是“时空穿越者”。

我之所以搬出这些资料，是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我们古人的天文水平高到了我们无法理解的地步。

正因为这些资料的整理，才让我对东字的“经纬”思维如此笃定。

当然，我看到的资料远远多于展示出来的。

比如：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台六星”是什么意思？

“文昌星系”又是如何运行？

“文昌六星”是如何和“三台”产生关系的？

它在“三垣”二十八宿中的运行关系，古人是如何确立的？

这些问题，如果不经历长时间的星系研究与观察，以及对古人资料详细的考证，我连解读的勇气都没有。

我们今天的古籍古人只给我们留下了答案，而没有留下得出答案的方法。

这套方法到底在哪里？

我们古人不会这样粗心，更不会仅仅给后代留个固定答案，而不记载详细的计算、观测方式。

尽管《甘石星经》中有所记载，但是明显基于说明而罗列的。

就像我一样，我为了证明古人天文水平，不得不罗列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又无法指导我们观测天文。

当然，今天的天文研究已经被西方的技术学所笼罩，我们自己天文学界天才的父母还在热恋当中。

所以我们的天文学依旧很尴尬，这种尴尬我只能通过时间来化解。

为了证明这个“东”字，我还查找了《春秋考异邮》、《乾象历》、《洪范皇极论》、《天官书》等诸多古代天文撰著。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炎黄子孙们，祖宗的天文并不是迷信，更不是牛鬼蛇神。

我希望我的书，能激发出未来你们的兴趣，用我们祖宗的智慧为人类探索宇宙的进步展示出我们华夏真正的智慧。

我希望未来的天空中，有几颗星能用百家姓之一命名，能有几个星系属于汉字下的标注。

“东”字在五行当中属木，主生。

主生的原因在于：我们测量始于太阳，所以早代表着“东”，也就和“生”产生关系。

既然“东”字中的“日”，代表了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则，那“木”又代表了什么呢？

一、掌握天地规律的人才，制定出的天地规律的规则。

所以，木是规则制定的人才。

二、如果从“东”字产生的源头来看，不一定非得拿着木棍从南到北的测量影子，看树影一样可以。

树不仅有影子，它还能根据季节的变化产生外在的变化。

这就是“木”字的形体原理。

三、我们看“东”字中的“木”是把地球给贯通了，也就是地球被“木”南北穿了串。

上面的树头上扬，下面的树根下扬。

这种表达方式，不再是“木”的含义，而是地球的倾角设定。

这种倾角的应用，不仅在文字中可见，在《浑天仪》图解中同样有类似注解。

当然，我们按照今天的思维，也可能解释成，“木”因为太阳的光照茁壮生长。

问题是，冬天呢？

而且植物的生长，往往是夜间完成的。白天相当于牛吃草，晚上才是消化的时间。不仅植物，人类也是这样。

当然，其他的推理也有，我就不一一罗列了。

造字中“东”字的“木”，就是天地秩序掌握的制定标准。强调规则的制定，要严谨、持久考证、贯穿始终、从头到尾、从生到死的不停实验和观察。

古人这么造字告诉后人：孙子们，爷爷是研究不动了，你们不要停下来。我们研究的也就是个皮毛，宇宙之浩瀚，无穷尽也，老孙子、大孙子、小孙子们一定要记住，并且你们的孙子们、你们孙子们的孙子们，一定要记住——宇宙的探索无极也，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去处。

于是我们的文化中就出现了“无极而生”的哲学思想。

当然，祖宗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子孙后代们以祖宗为耻，谈何传承与研究。

东，天地规则，诞生之初也。表天地秩序、地球与太阳变化记录的开端。

无极之始，无极之生，太极初也，道之一也，是谓东也。

东，秩序使然也。

这种应用在两汉时期的文章中，非常常见。包括曹植的《美人赋》中，同样做了这样的应用。

正因为如此，许老爷子注解为“东，动也。”

“动”字在许老爷子的时代就是秩序诞生、生命诞生的开端。所以古人一旦用到“东”字，大多和秩序、诞生、开端有关系。

商朝时期的“重”字组成部分直接是用“东”字和“力”字做的组合。

这种组合，最关键的部分在于“力”在右边，左边为“东”字。

这种造字组合有点像“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就能撬动地球”的意思。

商朝的“重”字强调：力量的作用在于人对规律的掌握。

规律在前，主观能动性在后。只有符合规律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撬动地球”。

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字，相当于那些规律的总纲领。只是今天我们看不懂而已。

商朝时期“重”字的真正哲学思维把人为改造的能力，放到了规则后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对天地万物规律的敬畏。

这种敬畏的本质就是——求真。

由此可见，商朝时期的华夏祖先，非常尊重事实，并且已经能很好的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

西周时期的“重”字，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左边的“东”字去了右边。“左”边变成了一个人，这种造字的形状像是一个人背着一个竹篓一样的状态。

这种造字方式，并不是说人在背负着规则。

西周时期这种造字的本意是：规则要服务于人。

“以人为本”的思想，确实也是周朝文明的一大特色。

这种哲学思想的演变，和当时社会变化有关系。因为规则制定好之后，很可能氏族就像敬畏上天一样，一层不变的保持下去。最终，过去制定的规则，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发展，而且还束缚了人类的进步。

西周时期这种造字下的“重”字，表达的意思有两层：

一、规则很重要，但是规则永远是工具，工具的主人是——人。

二、规则掌握者必须有相当高的要求。

这就得出两种条件下的“重”字。所以，今天我们的“重”还有一个应用就是“chong”。

春秋时期的“重”来自于西周晚期的演化，这种演化的字形，就是我们今天“重”字的雏形。

西周晚期的“重”，其实是“东”字的加强版，强调了规则的不可改变性。

春秋时期的“重”字，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人类一切的认知都是弟弟。不管你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权力、什么样的力量在规律、规则面前都得低头。

正是这样的思想，所以春秋时期产生了老子“顺应自然”的思想，产生了孔子那种“顺天应人”的思想。

顺应自然好理解，顺天应人，并不好理解。

比如人性的自由、贪婪。看起来是对立的，其实是一回事。贪婪的本质就是追求个人最大化的自由。

这种人性，全人类都一样。

所以，顺天应人，就是要懂得发挥人性的积极性，抑制人性消极性。欲望既推动着人类的发展又制约着人类的发展。

重字字理：一切人类的主观思想和行为，都要建立在既定规律存在的基础上。这种既定存在，包含了认知中自身既定规律属性。规律的二向性，要求人类必须学会平衡应用。二向性就是双重性。

我们今天的哲学思想，往往会认为客观就是指人以外的物质世界。这是对“存在与认知”关系的极大误区。人自己“肉团”、“不可见的思维、情绪”本身就是客观存在。

所以人的“主观认知”同样是客观的存在。比如我们的意识、情感、联想能力、天赋。

如果按照人和自然关系来划分，用中国的阴阳辩证来看，应该是这样的：阳＝阳＋阴；阴＝阴＋阳。用西方的哲学词语描述就是：存在＝客观＋主观；认知＝主观＋客观。这种公式，就是中国真正的哲学思想，而这种成熟的认知方式至少可以明确到文王和周公。

他们距离我们今天大约三千年。

从《诗》、《易》来看，这种哲学思维是非常明确的。

今天的全人类，应用的哲学思维依旧存在着客观大于主观，或者主观大于客观的理论。即便是主客观共同来看问题，也是分离下的主客观或者是存在中的客观和主观。所以，人类世界的哲学思想到今天并不完整。

由于规律的不可逆转和改变，引申出：重点、重要、重心、重力、慎重、尊重等。同时因为“重”字包含了极为完美的阴阳关系：“双阴”、“双阳”的关系。所以“重”字有两面性、重复性、多面性等等表意的应用。比如：重叠、双重、重复。

所以《博雅》直接把重字解读为：“再”。

《广韵》的注解是：“更为也。”

这三个字用今天的话来理解就是：首先要解决的矛盾，俗称主要矛盾，称之为重。这里主要矛盾，同样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知、一个是存在。

我们看得出，这种理论体系完全陷入存在中的客观和主观，而非存在和认知中双重主客观的全面理解。

不要轻视这种辩证关系，翻遍古今中外的所有著作与名家，没有一个能如此全面认识的。后世不是过分强调主观、就是过分强调客观，从来不会“阴阳一体、二元、四象”的辩证看问题。

这种哲学思想如果应用于人类政治、科学、技术、艺术、教育、思想、军事、医学.....

每一个领域将会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获得突破。

人类科学发展的巅峰是智慧的追求，而智慧的终极目标则是——正确认识时空与生命的关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