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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刘付齐、谢爱磊、席长华.“相对越界”与家校冲突——一项基于G市S校家校冲突档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J].现代教育论丛,(01):50-59.

作者简介

刘付齐，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谢爱磊（通讯作者），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发展与教育政策研究院；席长华，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相对越界”与家校冲突——

一项基于G市S校家校冲突档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家校合作一直被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看作是提升学生学习结果的重要政策选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更是将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视作提升教育质量的五大政策杠杆之一，并倡导教师、学校和教育系统积极探索“让繁忙的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上承担更加积极的角色”的有效途径[1]。《中国教育现代化》也提出，“要构建社会广泛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有效引导家长有序参与学校办学、监督、评价和育人全过程”[2]。在萨特马殊（Saltmarsh）等人看来，所有类似的政策议程都极大地改变了学校、教师和家长的责任伦理。[3]对教师和学校而言，推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成了专业责任；而对家长而言，参与学校教育则成为了解、监督、改善孩子学业的重要途径——他们应积极主动、致力于推动子女的学业进步和个人提升。然而问题是，家校合作如火如荼，家校冲突也愈演愈烈。例如，近些年新闻报道的家校冲突事件不断增加，严重者甚至涉及人身安全。[4]研究者一般将家校冲突定义为家庭与学校两大主体在教育问题上形成的相互排斥甚至敌对的心理状态或行为。[5][6]其成因已有大量研究，总体上所提解释涉及家长与学校的责任边界、利益分化、合作的制度设计与个体层面的沟通措施，对于理解当下的家校冲突有着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不过，由于数据收集方法的限制，它们较少结合经验数据分析具体冲突事件中教师和家长的认识并以其为基础理解家校冲突；而对于责任、利益、制度设计和沟通渠道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的——主观认识的重要性时常超过客观规定。过去的研究指出，研究人员尤为需要理解的是家长和教师对自身权力的主观认识——正是它们指导了教师和家长如何界定自身的权力内容以及如何就相互的权力进行协商，而双方声称并被付诸实践的权力部分又可能相互重叠——这正是冲突的重要来源。

本研究借助G市S校的档案资料，结合批判性话语分析对该校自年以来的15个家校冲突个案进行解析，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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